中国职业联赛u23新政_中国职业联赛u23新政策解读

1.新政下的中超各支俱乐部下赛季究竟谁最舒坦谁会最难？

2.中超结束了 申花上港U23的春天在哪儿

3.见怪不怪，见乱不乱 中超新政无非是荒唐

4.足协新政引“地震”，外援转会受阻U23会上位吗

新政下的中超各支俱乐部下赛季究竟谁最舒坦谁会最难？

? 新政下的中超各支俱乐部下赛季究竟谁最舒坦谁会最难？

过去两三个赛季中，中超联赛开赛前最大的焦点就是看哪家俱乐部又“烧钱”引进了哪位大牌。今年虽然也有像卡拉斯科、盖坦、马斯切拉诺等世界级大牌加盟，但整体上已经在相关政策的限制下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单纯依靠“烧钱引进大牌外援来快速取得成绩”的方式，某种程度上是将中国职业足球引入歧途，从控制“烧钱”的角度来说，这样的策略与方向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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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道紧箍咒直接安在了中超联赛的脑袋上，外援政策从4+1修改成了不设亚外的三外援，U23政策从天而降，强制要求每支球队在每场联赛都要首发一名年轻球员。

各种各样的猜测和戏谑也随之而来，什么“开赛1分钟就换下U23”，什么“因为停赛、伤缺等各种原因未能派出U23而导致自动判负”，什么“各家球队纷纷揭发举报对手U23球员年龄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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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赛季过去了，这些戏谑并没有成为真实的故事和事故，2017赛季的中超联赛也落下了大幕。虽然上述相当狗血的剧情没有上演，但不管怎么说，从天而降的外援规定和U23规定必然影响到了中超联赛的水平，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而这篇文章就是要来看看这个影响有多大。为此，我查到了过去7个赛季(2011-2017)的数据，并且尝试在这里发掘出一些有趣的东西。

至于为何要从2011赛季开始，因为2011年也是不平凡的一年。从2011赛季开始，广州恒大开始征战中超联赛，也开启了中超联赛“金元足球”的新模式，相比之下，在2011年之前的联赛就会和今天出现一些代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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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影响联赛观赏度的最大因素就是强弱差距。

中超结束了 申花上港U23的春天在哪儿

上周末，2017中超联赛末轮战罢，一批U23球员伴随球队完成赛季谢幕演出。作为今年中国足坛不可回避的话题，“U23新政”在赛季之初匆匆发布。对此，有球队大胆启用新人，也有球队习惯性“秒换”新人……

从出场时间和出场次数看，苏宁、天津亿利、延边、辽足、申花、恒大都是排名倒数的球队，上港虽然使用次数很多，但在时间上还是倒数。

有意思的是，这些球队的成绩天各一边。恒大、上港占据前二，其他球队倒数。

这虽然可以看出各队U23球员的质量差别，但关键在于教练的使用和捏合。今年足协“U23新政”的重磅消息公布后，一夜间争议与焦虑四起。为应对新政，很多俱乐部无奈扭头高价从国内其他家引援，甚至极速将留洋小将召回。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狼狈”之下“94后”们纷纷登场，各家俱乐部的应对办法也在首轮展现出来：辽足客战贵州，小将王峤开场16分钟被“秒换”下场，上海上港的张华晨和延边富德的金成俊，登场也好似走过场。

中超前六轮，如果要选过得最悲惨的人，小编投上港中场张华晨一票，甚至在后半赛季，根本看不到小张的身影。整个赛季下来，虽然有12场首发，但是出场时间只有174分钟，每场15分钟还不到。丛震、高海生、韦世豪们机会更多。

到联赛第10轮时，有8支球队的U23球员总出场时间不足500分钟，除河南建业、天津权健、河北华夏幸福大胆使用年轻球员外，其他球队大多执行了“20分钟就换人”的办法。辽足和延边越不敢用越不用，甚至用的时间越少，并没有帮助球队取得好成绩，甚至两队还降级了。

尽管出场时间难以保证，还是有一些年轻人抓住了机会。在联赛基本尘埃落定的第29轮时，U23小将们才迎来出场高峰时刻——首发的19人，平均出场时间达到72.6分钟，创下本赛季新高，除了延边富德的李龙踢了9分钟就被换下，其他球员基本踢满半场。

黄政宇、郑达伦、闵俊麟、胡靖航、韦世豪，成为新人中的佼佼者。

从数据上看，从上港转会到天津权健的郑达伦以6球摘得射手王，从上港租借到河南建业的胡靖航是U23助攻王，还有3球入账，留洋回租的韦世豪抓住有限的上场时间贡献了3球3助攻。

除去进球和助攻的数据，权健的刘奕鸣是本赛季中超中后卫位置上的一大惊喜，他28次出场全部首发，整个赛季在防守端都十分稳定，控制失误的能力也值得称赞，他是天津权健防线上不可或缺的球员，帮助球队在最后一轮拿到下赛季亚冠资格。

广州富力97后小将黄政宇，整个赛季他都是富力中后卫位置上的绝对首发，他也是本赛季中超出场时间最多的U23球员，出场时间达到2637分钟。

贵州恒丰的闵俊麟赛季初从富力租借到贵州后立即坐稳了球队后腰位置上的主力，贡献3粒进球和1次助攻，帮助恒丰成为下半赛季战绩最出色的球队之一。

本赛季对U23球员使用最多的是两支球队权健和建业。作为中超一股清流，建业大胆启用新人，多达116人次出场，首发出场人次达77次，均位列中超之首。权健、富力、恒丰智诚启用U23人次均超过了50次。但上港和申花使用U23球员的动作上就没有那么果敢了。

韦世豪、魏震、徐骏敏是上场超过了500分钟的球员，但徐骏敏明年就是超龄球员，这就尴尬了，而且申花的U23球员大都是集中在右边路的中场球员。

竞技体育重在实战检验，纵观整个赛季，通过“U23新政”在中国顶级职业联赛站稳脚跟的新人并不太多，更鲜有人成为球队中坚或绝对主力。

最后要说，权健主帅卡纳瓦罗20岁已是里皮的主力，富力主帅斯托伊科维奇19岁时就代表前南踢了欧洲杯，建业前主帅贾秀全20岁就是国足主力，21岁还荣膺亚洲杯最佳球员。这年少成名的三人，也是今年中超新人用得最溜的三人，并非偶然。

明年对U23球员的使用规定更加严格，申花、上港的那些后备力量会站稳脚跟吗？没有类似切身体会的教练，就需要在中超新政的“帮助”下，强行更新自己的执教观念了。

见怪不怪，见乱不乱 中超新政无非是荒唐

近日来，中超限制引援、U23两条新政再次引爆媒体关注，一时舆论哗然，质疑云集。

更多老球迷指出，对于中超已是见怪不怪、见乱不乱。中超商业化十余年，始于学习英超，而同英超等成熟商业化赛事的差距却从未缩短，到现如今乱象频生，倒是让老球迷觉得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

15年10月《世界足球报》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英超场均36487名现场观众全球第二，中超场均观众22580人，全球排名第六。如果参考下两国人口对比，这种差距就不仅仅是同位级数学差那么简单了。

市场水平是商业化最好的试金石，场均上座率已明示中超与英超间商业化程度的差距，下图15-16赛季场均进攻、防御数据更是说明了中超与英超比赛的观赏性、技术含量层面的巨大差距。

过去一年内中，中足协出台诸多新举措，从U23政策到新U23政策，以及同时出台的限制引援政策,其中以24日夜出台的U23新政最为引人侧目。

新政看似扶植青训，直指世界杯，却意味着年过23周岁的球员将面临从球队宠儿到替补席都进不去的荒谬情况。

扶植青训，却是以牺牲大龄本土球员为代价；扶植青训，却是以牺牲成熟球队完整技战术体系为代价；扶植青训，也是以牺牲外援竞争力为代价；最重要的，扶植青训，出台新政，牺牲了职业联赛的观赏性和中超整体商业化进程，为这样一个渐渐走上正轨、由市场所主导的顶级联赛泼上了一盆冷水。

恒大首捧亚冠奖杯可谓是近年来中超的一个转择点，这之后资本增大中超投入，中超这个巨大的商业IP再次唤醒媒体及民众关注。本该顺利完成商业化构建，学习西方顶级商业赛事完善自身体系的中超却在新政发布后的舆论中一夜打回原形，重现往日乱象。

商业层面上来看，新政使得职业联赛的观赏性大幅降低，无疑大大降低了中超这个巨大IP的价值。当投入产出比不断降低，资本还会对足球产业保持足够的热情吗？如资本撤离，随之足球产业的整体氛围也会逐步下降，可谓是恶性循环。

中国足协的存在、新政的出台本该促进足球产业在国内的健康成长，而如今种种乱象丛生不禁让人们再次发出疑问：中国足球的明天在哪？未来在哪？

一、中超之乱始于其初

中国足球走上职业化之路始于1994年。

1994至2003年，中国足球顶级职业联赛名为甲级A组联赛，简称甲A。

2004年，效仿英超进行联赛改制，既有了“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既中超，这也是中国足球效仿、学习西方优秀联赛体系的一个里程碑。

中超成立本意为提升联赛水平、规范赛事、打造品牌，却因成立之初体系不完善、制度不规范走了不少弯路，闹了不少笑话。

03年甲A最后一轮，因足协公式漏洞，重庆队只有输球才能进入中超。一时“输球进中超”成了街头巷尾笑闻，而漏洞本身源于中国足协取消升降级制度所致。

而取消升降级制度源于2001年：中国国家队抽到世界杯预选赛绝世好签后，足协为国脚全方位投入世界杯预选塞所做的准备。本是杀鸡取卵，却不想这一取消，就是五年。这算是中国足球上一次屁股决定脑袋不遵从市场规律吃下的恶果。

而这一次，是U23新政。

升降级的取消又造成进入中超时代后，联赛中假赌黑的盛行。06年重新确立升降级制度后，中超才渐渐回归轨道。

2009年中国足坛反赌扫黑开始，中国足球的诸多阴暗面浮上水面，与之对应的标志性事件是央视中止了中超联赛的转播。

为此2011年初，足协请求央视恢复对中超的转播，未果。

从甲A到中超，二十年间种种乱象让中国足球的整体形象在民众心中跌落底端，逢韩必输更是成了中国球迷心中难以言却的痛。

二、中超之乱根于民心

中国足球已渐渐成为中国民众至下而上的一块心病，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解决了诸多世界难题，而如今唯一无法解决的大问题——中国足球——却依旧难堪的摆在每个人面前。

这份难题至下而上，似乎也摆在了如今当政者的面前。

5月23日下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会议后，中国足协于24日夜既抛出两份通知，也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新政，新政本身可以解读为会议上对于足球领域汇报不满而做出的动作。新政本身更是直指青训，直指2020世界杯，满足上级意味十足。

15、16年冬季转会窗口，中超球队投入超3亿欧元。瓜林1300万加盟申花，拉米雷斯2800万转会苏宁，马丁内斯4200万转会恒大，一个个天价数字已令人麻木，却令外媒为之侧目，中超联赛一时成为全球最烧钱的联赛。

似乎中国模式在足球产业再次体现，同时也有质疑声不断发出：强力外援的加盟真的成为中国足球整体水平的提高做出贡献吗？

中国足球对国民来说，早已不止是一个体育项目那么简单，它似乎承载了整个国家、民族的体面问题，代表了这个国家全体国民在全球的形象，百年前我们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百年后却多了一顶叫做中国足球的帽子。多年恐韩逢韩必输既成了这种全民面子的集中体现，我们真的赢不了韩国吗？是我们的体面无法输给韩国，所以足球不能输，国内的赛事如何不重要，国际上的重要赛事不能输。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同中国足球的落后产生了鲜明的对比，改革开放三十年间建立的民族自尊心不容被足球这样一个“体育项目”摧毁。为了这种体面，似乎花再多的钱也是合理的。毕竟能花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但花钱真的能解决中国足球这个大问题吗？中国模式之快真的能复制到中国足球上吗？

中国足球，不仅仅是球迷们的关注热点，关键比赛上输球更是成为了全体民众的耻辱，耻辱本身又会上升到国家角度，引得高层关注。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超之乱始于大众、根于民心。

举国体制不灵，就让赛事回归市场、回归商业，学习西方优秀的赛事管理经验，也学习西方成熟的商业化运作，其实有太多经验可供中超借鉴；市场规律“阻碍”了国际化赛事的成就时，再牺牲联赛持续市场化发展意愿，目标结果本身，满足人心。

谁都知杀鸡取卵不可取，可历史总是这样有趣的循环。一月初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正式注销，中国足球与国家体育总局正式脱离——这本是业内人士认为“管办分离”的标志。

而如今的新政似是再次点出：我们不过是走在一条历史的旧路上。

三、中超之乱祸及商业

2016年中超总收入15亿人民币，而其中10亿来自于媒体版权的收入，收入的大头自然也是各家媒体纷争之地。

本年度中超开赛前，一月底东方IC签约中超未来三年独家官方合作机构，随后三月份PPTV夺得中超未来一年新媒体独家转播权，今日头条获中超未来四年短视频版权资源。

现如今中超版权5年卖到80亿，媒体巨头央视踟蹰中失却中超的转播权，央视1500万到2500万的预算满足不了版权方上亿的需求。

从2012年央视以730万的买断中超转播权到去年中超的版权提升到8000万再到如今的5年80亿（体奥动力），似乎说明了中超正朝着良好的商业化方向前进，而如今开赛近三个月，是否一切都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过去了呢？中超水平又是否配得上80亿的身价呢？

似乎中超的受众们对这件事都没那么肯定。

两个月前的一场法律纠纷更是让中超商业化平静水面下的暗流涌动浮现。

3月27日，东方IC起诉体娱(北京)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既Osports全体育），指其以“中超联赛官方社”名义进行虚假宣传，派出摄影师假冒媒体记者混入赛场媒体摄影记者区大肆，损害东方IC作为真正的中超赛事官方机构的商业利益。随后全体育发表声明东方IC并不具有独家垄断赛事拍摄权利。东方IC只得再次强调《2017-2019中超联赛官方合作机构确认书》中第二条款项：“合作期间，中超公司不再与国内外其他机构进行合作。上海映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唯一有权在赛场位置进行拍摄的机构，其他机构无权进入场地拍摄。”

中超的版权向来是视觉中国、Osports和东方IC三家纷争。年初东方IC看似获得了中超三年独家合作机构，获得未来三年中超每场赛事中最好的拍摄位置。而实际情况是中超赛事需要更多传播与推广渠道，版权所有方自是对所谓官方社独家权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中国足球协议超级联赛媒体手册的摄影记者规章中，明确提及了摄影记者塞钱、赛后禁止进入比赛场地，禁止上看台，但这些规定往往因疏于管理而流于形式。看台拍摄，保安、媒体服务管理乱象丛生。

一场中超比赛的图文播报中，往往混杂了多家机构供图，而作为所谓官方社独家权益的东方IC，目标付费高质量，反而在纷争中落了下层，而这些不过是中超商业化进程中问题冰山的一角。

目前视频版权因信号制作难度大，一般侵权纠纷多为截取信号进行盗播，形式上清晰明了；而拍摄难度、成本要低很多。付费竞标拍摄更是中超首创，无疑中超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足球商业化的一步，却未对持权商权益做出更多保障，乱象频出。

U23新政出台多少暗示着足协对于联赛持续市场化发展意愿的放弃，中超商业化之路，依旧举步艰难。

四、历史的重演

英超没有对于U23球员每场必上的规定，却有一条U21球员无需注册即可参加联赛的规定。

英超联赛同样规定了每个俱乐部必须在主场馆举行至少三场预备队联赛用于增强球员、球迷们的比赛日体验，而规则方面则规定，每一场比赛只允许上三名超龄外场球员，门将不设年龄限制，让板凳们不会无事可做。

规则上孰高孰低一目了然，显然是对于西方的这些经验学了个壳子没学到核心。

合理的机制才是保障中超健康成长的先决条件，双赢的商业合作才是为中超保驾护航的长治之路，这一点国民意识形态无法取代，拍脑门决定的新政无法取代。

商业是共赢的过程，体系的完善需要耐心成长的过程，仅为一时之利不尊重市场规律、杀鸡取卵的策略必不长远。

这一点取消升降级制度证明过，U23新政或将再次证明。

如今的U23新政不过是为乱象之下的中超提供新的注脚，观赏性和竞技性的降低消耗了球迷付费观看的成本，商业虚高但如果无法合理有效保护持权商的权益的话，最终商业化虚高溢价也会让市场冷静，对于官方合作伙伴的敷衍了事更是让更多合作方对中超失望。

如今的中超也似杀出垓下的楚霸王，无论如何挽救颓势，却只是一步步逼近乌江。

足协新政引“地震”，外援转会受阻U23会上位吗

24日晚，中国足协突然发布两项新政，如同晴天一声霹雳，立刻让中国足球圈炸了锅，引发了无数讨论和争议。

新政一：限制高价引援

自2017年夏季注册转会期起，对处于亏损状态的俱乐部征收引援调节费用。即除转会费外，将收取与引援支出等额的费用，全额纳入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用于青少年球员的培养、社会足球普及和足球公益活动。

换句话说，目前中超俱乐部基本都是亏损状态，所以夏季转会窗口的转会费将变成双倍。新政一出，相信很多已经酝酿好了二次转会名单的俱乐部不得不重新掂量一下自己的腰包口袋了，很多引援怕是要就此叫停。很多人担心此举会降低联赛的观赏性和发展步伐，各俱乐部实力下降，会直接导致赞助商对中超联赛失去兴趣。在平安刚刚续约了中超赞助的情况下，这种担忧很实际，但也并非绝对，毕竟足球是最优质的IP和最稀缺的资源，错过了可能就弥补不回来。何况这项政策的真正实行期还不确定呢。

新政二：调整U23出场人数

从2018赛季起，中超、中甲联赛俱乐部在参加中超、中甲、足协杯赛的过程中，各俱乐部整场比赛累计上场比赛的U23国内(港澳台除外)球员，必须与整场比赛累计上场比赛的外籍球员人数相同。

因为具体细则还没有出台，尚不知道下赛季外援政策是否有变化。按照现有外援政策，就意味着必须有3名U23球员上场，这对那些青训储备不足的俱乐部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不过鲁能俱乐部在第一时间表示支持足协的新政，看来未来在U23球员的争夺上将有一番腥风血雨。不过，这对年轻球员来说也未尝不是一次机会，能不能就此接过中生代球员的大梁，还得看他们未来几年的表现了。

而在25日晚间，足协发布新闻称，这两项政策调整是落实今年2月发布的《规范管理职业俱乐部的十八条主要措施》的后续。足协希望通过政策来抑制金元足球的恶性发展，给年轻球员更多锻炼和成长的空间，良性竞争，脚踏实地，引导中国足球健康、稳定发展。

套用一句很俗气的话，“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任何一项大的变革都必然伴随着阵痛，问题会层出不穷，阻力在所难免，不知新政能坚挺几时。